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 人类世的“生态共产主义”如何可能?——从斋藤幸平看马克思晚年的共产主义思想

  刘魁;王秀;

  面对当前严峻的人类世危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斋藤幸平近年依据对马克思的手稿研究，提出具有“去增长”特征的生态共产主义思想，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在理论上，斋藤幸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共产主义”概念，但他以马克思晚年的生态思想为依据试图倡导具有“去增长”特征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回应资本主义盲目的技术与经济增长追求导致的各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谨慎的生态共产主义思想尝试。尽管他的“去增长”发展战略以及他对马克思晚年共产主义思想的“去增长”解读引起了巨大的学术争议，但是，他从生态维度对马克思晚年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层发掘，从人类世视角不自觉提出“生态共产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值得认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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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意识形态的伦理学何以可能——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贡献

  晏扩明;

  阿尔都塞基于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判断，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立场，并以矛盾的多元决定论为依托，从根本上动摇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由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上建立起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伦理学提供了理论视域。这种伦理学完全超出了既往西方哲学史框架下对伦理学的认知和印象，并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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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

• 孟子性善论的伦理使命

  任丑;

  孟子性善论试图打通天道与人道、真与善、外在环境与内在自我之间的鸿沟。此宏大的理论抱负集中体现为三大伦理使命：(一)人性存在论确立人性的本体根据，断定人性是人人生而固有的先天之心；(二)人性价值论肯定人性善是人性先天具有的、源自“四心”的道德价值，是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内在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三)人性方法论主张人性善的实践程序是天道通过君子实践人道，也就是说，君子秉承天道，自觉地保持善、追求善、彰显善。孟子性善论既有其生命力与合理性，亦有其不足之处。其伦理使命的当下践行，尚需注入新的时代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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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经济数据权益的三重伦理属性

  李欣隆;

  平台经济是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网络协同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平台经济中的作用，需要在尊重数据来源、加工和流动规律基础上，保障数据生产和流通交易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权益，平台经济数据权益集中体现在数据产权、数据流通交易以及数据收益分配等方面。数据归属的正当性体现了数据产权的伦理属性，数据产权既是法律权利又是道德权利，数据归属关系的法律确权是数据产权伦理的体现。数据确权涉及多元数据主体之间基于正义原则的伦理关系；数据交易的平等性体现了数据流通的伦理属性，表现为数据流通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的平等性、流通交易机会的均等性以及流通交易竞争的公平性；数据收益分配的公平性体现了数据利益的伦理属性，要求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数据价格合乎市场评价贡献的原则以及数据来源与使用合乎法律规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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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机接口技术(BCI)能够带来永生吗?——基于传统生死哲学的探讨

  张静;

  鉴于脑机接口技术(BCI)能令人“永生”之假说带来的困惑，运用传统生死哲学对其技术实质进行分析和反思。首先，应对核心问题，即BCI是否实现了对生命存在主体的复制和存续。依据作为生命存在主体之心智的双重体用性分析发现：(1)具有本体性的心智是非功能主义的，因此不等同于脑信号采集后的数据化集合；(2)具有主体性的心智是非计算主义的，因此不等同于程序化运行，所以BCI始终没有实现心智的复制与存续，只是脱离了生命真实存在的，耽于部分生理表象的观测和模拟程序演算。其次，反思同类“数字永生”技术对生命理解的局限。正因其缺乏对生命存在的主体性乃至本体性的理解层次，导致对生命的物质化和表象化认同，从而耽于对局部生理信号的抓取、数据化和程序化，这样的“数字永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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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策与企业管理

•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宋冬林;刘甫钧;丁文龙;

  以2008—2022年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涵盖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关键维度，以量化企业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供应链的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三个方面显著增强供应链韧性，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供应质量间接提高供应链韧性。企业所有权性质、科技投入水平和区域虚拟集聚程度等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研究结果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为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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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专精特新”——来自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李慧;

  基于2003—2020年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匹配数据，运用GMM方法实证分析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下降幅度为23.91%,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最低，西部最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专精特新”负相关，即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创新水平越高。(2)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这种助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进入来实现。(3)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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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促进了平衡发展吗?——基于287个地级市各领域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刘博涛;涂正革;

  基于2011—2019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赋能各领域平衡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进了各领域的平衡发展，这一效果在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居中地区更为明显。相较于重点城市和中小城市，普通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对平衡发展的推动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是数字经济影响各领域平衡发展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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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 迈向“治理枢纽”:街道的角色转向及其组织建构

  任克强;康镇;

  随着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对街道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城市行政科层体制变革过程中，街道先是由临时性的派出机构演变为压力倍增的行政末梢，进而开始寻求向行政型治理枢纽的转变。当前街道凭借党建引领下的“行政吸纳治理”,将党建引领原则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积极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突破传统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困局。为切实增强街道的治理枢纽功能，需要进一步理顺“区县—街道—社区”三级治理体系，以分域治理机制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街域治理共同体，以技术赋能创新街道治理方法，最终成功兑现街道统筹协调、资源链接、规范引导的体制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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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陈进华;余栋;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城市治理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议题。正确把握城市治理共同体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时代境遇，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创新意蕴，在城市治理共同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文明影响力，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新动能的实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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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

• 民国时期人体写生教学研究——以中央大学与上海美专为例

  赵澄;李轶南;

  以图像学方法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艺术系与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图像，分析图像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还原历史原境。阐释两校艺术专业的办学理念、西画专业课程设置、西画教学师资、师生人体创作成果及人体写生教学情况。进一步剖析两校代表性学术观念对人体写生教学的影响以及两校人体写生教学的延续与发展。此研究反映了中国人体写生发展进程中阶段性成果，并在持续的努力中确立了人体写生教学在中国早期美术教育中的地位，为今天艺术院校西画专业课程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体写生的背后体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在新旧思潮交织下的不同态度与立场。民国时期这两所学校的美术教育对引导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思潮、革新中国传统绘画、推进20世纪美术教育均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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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钱谦益评吴历“思清格老”的“格”

  孔叙仁;

  钱谦益79岁时作《桃溪诗稿序》中，征引刘道醇《宋朝名画评》的“思清格老”,评论时年28岁的吴历。此评以吴历赠予钱谦益的《摹刘松年〈四皓图〉》中屋木人物表现出发，兼及吴历诗作，随即又归于吴历画作。但从清人到今人对钱序的引用中，往往缺乏对钱谦益原序的语境认知与对吴历早年作品的充分关注，漠视钱氏作序的时间点，甚至将“格老”解读成吴历老年时山水画风格的老辣。事实上，钱序中的“格”是以《宋朝名画评》中“屋木门”“神品”画家郭忠恕、王士元为目标进行的发论，作为屋木画重点的法度标准才是其主要内涵。而钱序中的“老”则指以刘松年为基础，上追郭忠恕、王士元并远溯唐代李思训、李昭道，在唐宋院体绘画路径中的研味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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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

• 清代武生童试中的“冒籍”问题

  李信厚;

  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官员选拔制度，还是一项教育和文化促进制度。此项制度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促进民间学风的提升，更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清朝“上承明制”,通过科举考试取士笼络知识分子。然而，在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原则之下，冒籍成为清代科举的一大顽症，为了维护科举秩序，通过稽查户籍、严格廩生保结、验对亲供、严格选拔监考官员、制订严厉的惩罚制度等手段，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冒籍防范机制。其中，“审音”这种方法对于预防冒籍，“端士习厚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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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决狱与复仇讨贼——明季“红丸案”引发的经学论争

  刘德州;

  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继位后颇有革新气象，但服用“红丸”后暴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经义，追究方从哲弑君之罪。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其间亦有引经义为佐证者。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

  2024年05期 v.26 139-147+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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